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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乃镛的博客

我悲哀..虚拟的博客有些是不真实的

 
 
 

日志

 
 
关于我

蒙古族,纪实摄影家、高级工程师。1979年人民日报以《伟大的瞬间》为标题整版报道他,世界各国首脑和政要以及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那是因为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他拍摄了事件的全过程,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1979年他的一幅“白花献给周恩来爷爷”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四·五”摄影一等奖。他还拍摄了草原、著名人物、美女、风光等。 85年—87年,应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之邀,周游全澳,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届理事,现为包克图博物馆馆长。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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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记得哪些照片?  

2009-01-01 16:42: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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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记得哪些照片?

                                                                                                                   晋永权

2008年发表于《中国摄影》10月号

初见鲍乃镛先生拍摄的这组照片,深受感染:一则,在我之前接触这一事件影像中,第一次看到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全景;而这样的全景之中,并无摄影者精心选择安排的、表达拍摄者指向的“典型形象”。二则,其场景规模之大,拍摄手法之冷静、超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契合了广场——这一特殊公共空间的影像表达。

接片环摄的影像,不同于32年以来这一事件传达的常见方式。突然之间,为今日的观察者提供了新的视觉空间。我想象着这组照片的呈现方式:在巨大的环形空间里,照片中的个体被放大到真人大小;当年的声音资料回荡其间。

放大照片的细节,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过程。接片不仅提供了1976年的广场运动规模的证明,并且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特征,甚至民族性。她挑战了人们对事件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视界。

在唱赞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评述这一类四五时期的照片,有几个方面引起思考:

选择决定记忆

历史事件的影像呈现是选择的结果,只有极少数符合大众心理诉求的照片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大量的照片因为呈现的机会、选择的标准不同,公众可能永远无缘相见,或者即使见到也不会形成很深的印象。照片的流传,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关照历史的代替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

“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依照苏珊-桑塔格的逻辑,我的提问是:关乎32年前的四五运动,我们只记得哪些照片?大家往往想到的是几张经常可见标志性的照片。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鲍乃镛的这组照片呈现了不同的记录和表达方式,以环摄的手法,以拼接的方式呈现广场上360度视野之内全景。但她并没有进入公众,包括研究者的视野。

这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充满戏剧性的、典型人物典型瞬间不一样。比如吴鹏先生的《团结起来到明天》所表达的瞬间爆发的情绪,罗小韵女士的《力挽狂澜》中呈现的典型人物等。在鲍乃镛的这组照片中,却缺少戏剧性:聚集在广场各个阶层人士,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所处的茫然、焦虑状态——社会变革的前夜。

追求戏剧化的影像表达已是摄影者常态。公众总是希望有典型的事件、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瞬间,确立一个标杆,一种标准,作为历史事件记忆的依凭。在影像的选择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这一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事件的影像表达,普通公众却往往难以成为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影像的宿命。

像鲍乃镛的这组照片的出现,其补充意义不言而喻。当然,随着同一事件中大量至今仍然沉寂的照片的面世,还可能为进一步研究新的开拓空间。

有限的突破

广场上这一批官方摄影师之外的民间摄影者,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四五运动的那年月,能够拥有照相机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四五运动中的很多摄影者由于家庭的关系,离政治很近,家中的长辈可能在“文革”中被冲击或者深陷其中,他们很自然地参与到事件中来,传达他们的观念意识。而且作为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摄影师,他们在没有或者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控制要求的情况下,用摄影完成了反叛。

这些照片突破了原来许多对摄影的束缚,比如摄影为意识形态服务,为政治宣传所用,用摄影来完成“高大全、红光亮”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摄影师所进行的是一种自然地、多元的、情感方面的呈现的,与原来的单一歌颂、为我所用、为意识形态所用的照片区别很大。但是在利用影像干预事件、影响公众的方面,他们与当时主流的摄影理念并无二致——为我所用的宣传方法。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做宣传,还是把影像定位为一个宣传工具和传达方式,传达观念、情感的方式,只是宣传的过程中摄影师有了自己的态度和政治倾向。

另外,由于大量影像资料无缘面世,我们很难保证官方摄影师群体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拍摄。几年前,在偶然间,我在一个单位的资料库中见到过这一时期的影像资料,一位名不见经传退休多年的宣传干事也拍了很多同类的照片,这些被严格管理的照片是作为证据资料保存起来的。这促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如果能够把当时广场上大部分摄影师的作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呈现出来并且进行比较,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些影像极其相似。目前,这种官方与民间摄影师的差异是否被放大了?只是民间摄影师的作品由于历史选择的结果,被呈现出来并被人们反复的描绘和传送。

美国国家地理编辑Leah Bendavid-Val有本书叫《宣传与梦想》(Propaganda and Dreams: Photographing the 1930s in the USSR and the US),是对1930年代美国摄影与苏联官方摄影的比较。通常的理解,书名中的宣传指苏联,梦想代表美国。按照意识形态宣传,这两个国家在当时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这个阶段的官方影像上却惊人的相似。这个作者非常理智地将影像中对比呈现的30年代两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比如厨房),苏联的集体农庄和美国的农场,3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在建筑的大坝和美国、苏联的工厂中共同冒着黑烟,业余生活中苏美的人民都在跳舞美国人在街头抗议而在苏联也时而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出来……在比照之后,我们发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影像的相似点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30年之后,我再重新看鲍乃镛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像,同样不应为意识形态所遮蔽。或许官方和民间摄影师在影像上的相似程度极高,只是我们选择了后者(广场上的民间摄影师),选择了他们的影响意识,其后的话语权更多的被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但作为研究,要警惕这可能形成的另外一种偏见。

四月影会的照片被大家认可,当然是选择的结果——历史选择和公众选择的结果。我们对于影像的认识要警惕意识形态的遮蔽和群体心里的影响,而应有影像工作者的角度、方法和视点。整体看来,当年的拍摄行为,无论是官方指定的,还是民间爱好者,还都没有脱离工具论的范畴,只是工具被不同的人使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

       我们只记得哪些照片? - 鲍乃镛 - 鲍乃镛的博客

政治正确是柄双刃剑

自摄影史的角度,我们并不能说经过了四五运动,中国内地的摄影师的影像意识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提升。纵观鲍乃镛的其他照片,也呈现出多元含混的不自觉状态,摄影人自身的观念意识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在当时并没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也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在摄影上向前跨了一步。其他民间摄影师也是如此。

广场摄影的民间方式,在于其自然无矫饰的手法。四五其间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前摆布加工大行其道的手法,众多摄影人在广场上自然地拍照,客观的拍照,没有组织加工(也可以说是在客观对象不允许组织加工的情况下,这是摄影群体在拍摄手段上完成了突破),在偶然、个别、极端的状态下,这些业余摄影师打破了以往组织加工的拍摄方法,这可能是这次摄影群体行为的意义。

作为群体,四五摄影突破了登峰造极的组织加工与摆布,并且这种突破还是以群体的面目呈现的。当然,摄影师在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广场政治的一部分,摄影师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调动了广场参与者的热情、情绪和状态。民间摄影师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广场政治天然的参与者和情绪调动者。而这些人的照片恰好与后来历史选择的政治观点契合。

1949年前至四五之前的广场活动几乎全部是被组织的,比如游行、表演或者接见活动,是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这一次,广场上的活动打破了原来的形式,群众未经组织、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这种感召力毋庸置疑。大量的民间摄影师不受当时官方的约束,身处其中,但自然地被这个群体中的一些较为突出的个体所吸引。而鲍乃镛恰恰是站在一边,安静地环顾四周,拍摄了群体的情况,照片记录了参与人物数量和活动规模庞大。他的照片对于呈现社会史、风俗史和群众心里史都有非常好的表达,这是照片的价值所在,有着与直接拍摄广场活动中的个体突发事件(特殊人物、事件)所没有的震撼力。

以政治正确作为影响的评价标准,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如巴黎公社的照片使很多人成了被逮捕的对象。而四五事件的照片,如果后来的历史改写,也可能成为加害参与者的证据。由于历史选择的不同,对于影像的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如果后来的历史面貌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那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些摄影人呢?对于影像的研究以政治史代替社会史,影像政治往往遮蔽了影像本身,缺少更为丰富的探讨,这是我们研究四五影像的方法论误区。我们应该突破单纯的影像政治的思维模式,而回到社会史、风俗、情感史以及影像在摄影史上的艺术地位等多方面解读我们那个年代的摄影现象。

回溯当时各色人等的影像行为,除了关注影像政治之外,是否能够更多的对影像的整体面貌做综合的研究,包括那些人们在广场悲切的情境下,拍摄的一些面容凝重的纪念照。这些朴素的影像传达出更丰富的社会内涵,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呈现一个年代整体的影像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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